Ignatius Lee
我一直很反对拿中国的体制跟中国古代王朝比，因为这种政治譬喻很容易掩盖一些事实（我在《论历史与政治的隐喻关系：安科施密特的历史主义问题》一文解释过不能这样做的原理）：中国现行体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制，至今无法给它进行准确命名。 中国既有一个后共产主义政权，还有共产主义国家缺少的、不健全的半市场经济，还深度融入了全球化当中；就国家制度设计来说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就现实统治手段来说形成了极权主义；其独裁不仅仅是个人独裁，还有党国不分的党国独裁；就意识形态来说，它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共产党一党独裁；它看起来像是形成了寡头政治，但是它有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新威权主义国家通常没有的；中国的独裁者是制度化的党国独裁，而不是朝鲜那样依靠血统和党国独裁。
Ignatius Lee
网文《中国人为什么至今都不懂市场经济》指责中国经济没有伦理约束，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反经济。 中国引进的是一种半市场经济模式，在完整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并不具备的情况下，撞到美国打开的历史机遇上就突然暴富起来，然后暴发户形态就忘乎所以野蛮生长了。 半开放、半市场化的经济社会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这还不仅仅指一边通货膨胀，一边通货紧缩；或者一边生产过剩，一边消费不足的矛盾情况。 还有很多组自相矛盾。比如中国人在个体层面悲观，、在社会层面乐观，就被说成是悲喜主义（pessoptimism），结果就是中国人逆来顺受地接受自己的苦难，中央政府做什么都是对的，开口就觉得国家前途一片美好，我穷我苦主要是我自己不争气。 另一种常见的自相矛盾是中国人不信任地方政府、但是信任中央政府，尽管地方政府往往与普通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也不再有必要讨好民众，因为不管你怎么做，民众只会感激中央政府。这种情况也被许多研究者注意到。 另一个业内人士注意到的常见矛盾是：中国社会表面上看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实际上中央集权效率极低，但是效率越低就越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结果强化中央集权还是无法解决集权失效的地方，就导致中央集权总是不断强化、但始终没有尽头。问题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下权力碎片化严重，集权不但没有把这些碎片化的权力整合起来，反而恶化权力碎片化。正是权力碎片化才使得集权变得尤其必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就像建筑在沙子上的城堡，看起来生猛威严，实际上是个泥足巨人。 中国社会的自相矛盾极其普遍，数不胜数，但是中国普通人早就习以为常了。又比如“社会主义法治”，你不可能既要法治又不允许法律凌驾于党的领导，因为法律凌驾于党的领导就不可能保证这个法治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过来，要保证社会主义道路，你就不可能要求党服从法律监督，党不服从法律监督就不可能有法治。 又比如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富民穷的程度之高使得中国像是半截身体进了发达国家阵营，半截身体埋在不发达国家阵营。区域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也造成许多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 还有一种典型的矛盾是思言行三悖离：官员脑中想的、嘴巴上说的、实际上做出来的是三回事。这种情况导致普遍性的虚伪、自相矛盾和自欺欺人。比如一方面要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福利主义。请问共同富裕是什么？难道不是利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来保证超过9亿最低收入阶层有不为苦于生存压力发愁吗？福利主义不就是要达到这种目的吗？结果呢？既要共同富裕，又要反对福利主义。 这种既要又要心理，跟人民共和国政权前三十年内乱期间多快好省的大跃进作风如出一辙，而且并不是狭义的大跃进运动才这样，前三十年内乱期间一直这样既要又要，结果变成非驴非马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