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伤害链国家就象荒地，成功转型的产业链国家就象良田。不同制度环境就象不同的土壤，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并由此导致不同社会在财富创造能力上的差别。 有些高产作物是只能在良田中生长的。 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在伤害链国家生活。 硬要在伤害链国家生活、工作，不但他自己会过得很困苦，很憋屈， 而且会无法“产出”。 在中共国文革中受尽磨难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如果能安心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在书斋里奋笔疾书，多半能为人类留下一些有价值成果的人，就是典型的对伤害链制度环境“水土不服”的人。 只是，他们的“水土不服”今天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 但有无数生活在当下的人并没有识别水土的能力，也没有鉴定自身“品种”的自觉，没有选择制度环境的意识。 例如受了中共高校各种优惠条件引诱，相信了招募者的承诺，从海外跑回去安家落户，却最终承受不住恶劣制度环境的摧残自杀身亡的青年学者。 例如，一些幼承庭训，老实听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理化，却即将在动荡期成为时代牺牲品的知识分子、技术官僚、岁静中产家庭的子女。 我已经看到他们的悲剧会怎样频繁上演了，如果不润的话。 中共国的知识分子是一群特别可悲的人，因为他们通常接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的规训，对“忠诚”有很强的执念，在古代忠于帝王家，到近现代则忠于执政者，忠于党国。 而在这份忠诚的背后，是对动荡年代的深深恐惧，是对稳定的渴望，是为寻求安稳不惜一切代价的狂热。 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 只是凭技术吃上一口安稳饭。 但让凭技术吃饭，让肯专注提高技术能力的劳动者吃上安稳饭，过上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准的生活，是产业链制度环境的特色，不是伤害链的。 当改开时代结束，当伤害链逻辑在帝国覆灭前垂死挣扎试图重夺主导地位。 那些技术型人才——不懂怎么混官场的小知识分子，改开时代上位的技术官僚，凭运气赚到点钱又凭老实低调守住了财的岁静小中产，以及大量体制内靠各种不算太过硬的关系门路搞到了编制的中层和基层，想凭技术，凭工作能力，凭老实听话，勤勤恳恳为领导当牛做马过上安稳生活的人，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但比他们的末日到得更早的是他们的孩子的末日。 每个想“凭手艺吃饭”、“凭技术吃饭”的人，都是生产者，是在成长岁月把技能点到了非暴力领域，选择了不做伤害者的人。 在只有成为伤害者，拥有输出伤害能力才能摆脱底层处境的伤害链系统中，选择不做伤害者，就等于选择了留在底层。等于选择了留在对来自上层的剥削掠夺肆意欺压毫无反抗之力，因资源匮乏只能频繁互害的丛林边缘。 在这样的环境中想求得一份安稳是不可能的。 自古以来，百工百艺，皆为贱业。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指的不是学习知识能改变命运，而是按科举制度的规则攀爬到上层，做了官，占据了“特权分润岗”，掌握了对底层小民的生杀大权，能改变命运。 这些，传统的官宦世家子弟是清楚的。 或者说至少比那些从最底层挣扎出来的读书郎要清楚。 传统的官宦世家子弟就算读书也不会把读书看成取得身份地位的真实凭倚，他们知道读书只是“敲门砖”，想在官场中顺利爬升，需要的是混官场的能力，结党营私的能力。 所以，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纯粹的技术型人才，也不会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纯粹的技术型人才，不会让孩子在伤害链国家走完全“凭技术吃饭”的道路。 但在改开时代乘风而上的那些小知识分子、技术官僚、岁静中产和关系不过硬的体制内中基层小关系户们，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能凭技术吃上安稳饭的工匠艺人屈指可数，能凭死读书在官场上名成利就的人万中无一。 他们不知道在改开时代自己凭技术就能吃上饭，是社会被产业链逻辑深度渗透的结果，如果产业链逻辑无法争得主导地位，中华沦陷区不能完成社会转型，这种容许老实人“凭技术吃饭”的制度环境，只会是昙花一现。 他们不知道。 而且他们用这份不知道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影响了目前正值青壮年，在改开时代读书学习成长起来的孩子。 他们用结合了儒家“忠君”思想和改开时期凭技术吃饭人生经验的思维方式，把孩子引向了“凭技术吃饭”，做老实人，听党的话，在伤害链国家做个纯粹生产者，靠个人奋斗摆脱底层困苦失权处境，过上安稳生活的死路。 就象把一株株只能在良田里生长的高产作物硬是栽到了荒山野岭。 还追问孩子们为什么没有产出。 他们不懂，没有适合的制度环境也没有正确的努力方向，“个人奋斗”=找抽。 他们不懂，按产业链的用人需求培养出的技术型人才，如果背景不过硬，被扔到内斗内卷不断加剧的体制内环境里，只能被随便哪方势力当成炮灰。 他们不懂，在习近平时代按他们这代人在改开时期的成功经验去找工作、向上爬，已经不可能成功。 他们不懂，自家这种老实听话的孩子，是在伤害链制度环境下最容易失业，也最容易因为认死理触犯特权阶层逆鳞被坑死的人。 他们不知道，以他们的培养方式，孩子已经只适合在产业链制度环境里生存，继续留在正肃清产业链逻辑影响力的社会环境里，孩子们会没有未来。 只能是最后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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