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中国分裂的必然性来自人口基础已经存在的严重分化。 这使得不同的人，在经济上、技能上、思维方式上分别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人口已经很难勉强塞进同一种政治秩序。 巨婴国里的巨婴已开始成长。 并因成长速度不同，分处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的不同阶段。 所以需要分班。 幼儿园小班能和高三 学生使用同一间教室听同一名老师讲课吗？ 不能，你知道，他们会互相影响，结果会是谁都学不好。 红色中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当年的做法，是用户籍制度把亿万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再用政治运动反复削弱人口中思维能力较强的那些，是想方设法把不那么巨婴的人阉割掉，以求得到全国人口在文明层次上较为均一，也就是都比较愚昧的结果。 但反复阉割不但会损伤人口基础的政治能力也会损伤人口基础的经济能力。 巨婴既不会维权，也不会谋生。 所以到邓小平发现不得不改的时候中共国经济是濒于崩溃的。 邓小平于是只能任“资本主义的苗”自由生长，在经济领域疯长，也在思想界疯长。 回头看看老民运们曾引领的民主风潮，当年的他们，幼稚吗？幼稚。 但他们和更早期的人比，和饱受阉割和规训的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成熟得多。 如果说纯粹的牲人是巨婴，是幼儿园小班，那么老民运们至少已上了小学，在多年思考积累后，他们中有不少人也超越了曾经的自我，在政治上、思维能力上都更成熟了。 但和在红色中国治下凭天资脱颖而出的老民运相比，有些人在“成长”这件事上比他们更幸运。 因为在改开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从农民工子弟到知识分子家庭、工商阶层家庭的子弟，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 如果说毛泽东治下的中共国，就象一个由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人口为主体的巨婴国，一个文明层面的超级幼儿园。 那么在邓小平放松过的中共国里，在改开中国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这四十年里，这幼儿园已经开始变成了一座包含小学、中学多个年级的综合学校。 原本幼儿园级别的人口基础，已经变成了包含少数中学生、许多小学生和可能仍占半数以上的幼儿园学生的，在文明层面更复杂多元的状态。 改开中国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把这所有人拢在一起。 就象用糖哄住所有孩子，让他们顾不上争吵打闹。 但改开中国已进入肉眼可见的消亡。 糖没有了。 而中共国亿万人口在政治上、文明层次上的成熟程度，远没有达到能和平共处的程度。 分裂是必然的。 分裂不是因为有人搞事，有人搅风搅雨，是因为勉强让大家保持统一的因素消失了，各阶层各族群之间的粘合剂消失了，哄着大家不争不闹的“糖”没有了。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 为什么？ 因为这分分合合背后，就是粘合剂生效、失效的波动历程。 这南北饮食迥异、东西语言不通的帝国，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个整体。 使它们成为整体的是什么？ 是阉割，是来自中央帝国的阉割。 帝国因阉割各族而一统，由对被阉割者的榨取而强盛……当然，阉割者自己又会因被阉割者的衰弱而由盛转衰最终崩解。 是中央帝国的阉割令各族各地均一，同样停滞于巨婴态，能一起上幼儿园小班。 所以当阉割稍一放松，勉强粘合出来的均一状态就无法保持，有些地区就会快速向小学部、中学部发展。 以文明发展的层次划分，中共国各地区的发展事实上就是极不均衡的。 即使没有哪个地区已拥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沿海地区工商业的繁荣兴旺和“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诤言也仍构成鲜明对照。 勉强让这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和族群继续“统一”，只会让这个勉强保持“统一”的政治实体把绝大多数资源精力都消耗在保持统一这件事上，只会迫使各族各地的发展需求不断为维稳让路，只会使资源流向维稳、负责维稳的部门掌权，只会让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走上中共的老路。 就象把从幼儿园到高三的学生勉强塞在同一间大教室里，会迫使“维持课堂纪律”成为师生们的工作重心，会让教学这本应是课堂主角的事项沦为配角。 所以在政治上分裂，让各族各地因分治而得到互不相扰、专注发展的机会，就象把不同年龄的学生分到不同年级一样合理。 谁是老师？ 文明层次上的先行者为师，欧美为师。 从文明的角度看，人口基础的更新，是事态自然的发展，一代代新人取代旧人是自然规律，无需政府主持，无需专家设计。 人的成长，以族群为单位的人类群体成长，同样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伤害链帝国一直在做的事，是为了维持统治不断阻挠、打断社群的自然生长发育。 所以当帝国崩溃，社群将恢复成长。 而在这时勉强让沦陷区过于庞大的，超十亿的人口保持“大一统”，会让各族各地的发展相互干扰，让所有人陷入内斗泥潭，让大家象一篓互扯后腿的螃蟹一样，谁都爬不出去。 对沦陷区这篓螃蟹来说，最佳策略是什么？ 是先各爬各的，然后在某一只爬出去后，在某一只找到路径后，大家自行跟进。 是让已经有高三水准的学生赶紧复习备考，成功毕业，留下的学习资料供低年级学生分享参考。 分，分裂，分治，分头发展，分别建国，允许一部分人先文明起来，才是让整个沦陷区找到通向文明路径的真正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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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那套说法的人都知道，红色中国的人口基础，是农民。 那么改开中国的人口基础是什么？ 是农民工。 社会变迁终究是人的改变。 当农民涌向城市，由田间涌入工厂，当亿万中共国农民变成了“农民工”，改开中国这脱胎于红色中国土地上的隐形存在，就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人口基础。 从人口基础的角度看，你已无法否认改开中国的真实存在——这数以亿计的人口真实存在着，他们与从未进过城的旧式农民大相径庭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真实存在着。 不但真实存在，而且已极难回到过去。 所以，假如我们仅由人口基础的角度研析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谁强谁弱，在未来中共政权崩溃之际，恐怕改开中国的人口基础才是在数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一方。 中共的统治能不能回到文革模式或者说朝鲜模式，事实上，要取决于亿万农民工能不能回到旧式的农民生活状态，回到改开前，令小岗村农民深夜签下生死状的饥饿困苦状态。 你要看看这习惯了在城市间辗转漂泊的亿万农民，能不能洗去打工岁月烙于身心的痕迹，能不能忘记讨薪维权的经验，忘记在不同岗位学到的可用于反抗的技能，重新变成村干部眼中“好管”的顺民。 乍眼看去，农民工绝不是能建设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群体。 他们不象是建设的主角。 但事实已证明他们是能适应现代化城市生活秩序的群体，是合格的配角和龙套，因为这四十年他们已经在城市里、在城市边缘，稳稳度过了大半生。 事实也早已证明了他们是会投奔现代化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群体。改开时期，哪里有政府“组织农民进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每一步，都是他们自己迈出的。 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当双链争持具现为红色中国遗民与改开中国遗民的分头建设，具现为不同建设团队朝向不同建设目标的同场竞争，具现为不同类型新兴国家的拔地而起，农民工会再次用脚投票。 他们会再次成为产业链国家的人口基础。 虽然那些能回到旧式农民生活方式里的人，能再次从农民工变成农民的人，也会成为在红色中国碎片上重建起来的伤害链国家的人口基础。 不同的人口会各归其所。 不同类型的国家建设者都会极力促成人口基础的各归其所。对伤害链主来说，在农民中如果有太多象农民工一样的“异类”，会导致民心不稳，反之，产业链国家也会尽力吸纳愿意投奔过来并已有丰富打工经验的劳动力。 从人口基础的角度看，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是必然会分裂分治的。 因为现存人口已经分化，在改开时代已分化为不同类型。 而中共最渴望恢复的旧统治模式，朝鲜式、文革式，并不适用于分化后出现的“农民工”这个人口类型。 但它适用的董志民式人口类型又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主体地位，放开三胎，并不能让农村就此充满旧式人口，60年代饿死也无力自救的那种人口。 已处于半现代化状态的中国社会已无法在人口类型上轻易退回到前现代状态。 而且红色中国并没有为自己培养顺民的文化规训能力——毛泽东利用的是承自满清的底层民间教育规训，他统治的顺民，笃信君臣父子那一套的人口，是他从清末民初继承到的“遗产”。 把时光指针向前推一百年，你想想，毛泽东自己是什么人？ 他是个90后。（生于1893年） 邓小平则是个00后海归。（生于1904年，曾留学法国） 在后中共时代，有能力成为建设团队担纲人物的会是什么人？ 在我看来，会是80后、90后、00后。 会是那些能理解整个改开时代对中共国社会造成的巨大改变，能理解中共国现有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状态的人。 会是和今天的90后、00后谈得来的人。 而这是老民运们需要重视的。 尤其那些因坐牢、流亡，长期与改开中国社会现实脱节的老民运们，如果仍没有放弃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理想，如果仍真诚希望促成中共国未来完成民主转型，成功构建起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你们就需要认真对待这件事。 需要意识到你们理想中的社会转型，民主建设，是为谁服务。 是为农民工服务，为随时间推移已经与旧日风貌大相径庭的今日之人口基础服务。 你们要建立的是90后、00后愿意生活其中的国家。 不是你们自己的理想国。 你们要建立的是以农民工为人口主体，或者说以产业链中的打工人为人口主体的国家，你们将面对的，绝不是你们想象中已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你们要建立的是以现存人口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而且，只要你们还希望坚持民主理想，你们在建设过程中就只能争取参政权，争取在选举中获得不永久的人民授权而不是长期和绝对的统治权。 这是老民运们需要意识到的。 也是每个有志于投身后中共时代沦陷区新兴国家建设的建设者需要意识到的。 “让中国民主化”不是口号，它是需要人去认识，去分析，去一步步做到的现实。 是从切实理解今天的中共国人，未来的沦陷区建设者群体，已经分化成了哪些种类的人、分属哪些思维层次的人开始，去为他们提供适配的政治秩序服务——是从理解人口的分化到尊重中国的分裂，再到投身于脚踏实地的分头建设。 因为分，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