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双链争持，在今日之中共国内部，体现为“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双重存在。 同时，它也体现为中共国内部派系之争和政策重心之争。 按阵营划分，中共内部有哪两大派系？ 自然是改开派和红N代。 按政策重心分，又可分为哪两派？ 自然是希望攻打台湾，通过输出伤害来赢得奖赏的一派，和希望专注经济发展 的另一派。 中共体制内的激烈内斗并不能脱出双链争持的时代背景。 因为不管表面上一名官员属于哪个人事方面的派系，曾接受过谁的提拔，实际上他们的政治立场都只能由利益立场决定。 必须站在改开派阵营里的那些人，是一旦“改开中国”的余韵消失，就无法在纯化后的“红色中国”里继续存在的人。 是只有赚钱的能力，没有输出伤害能力的人。是在赚钱的能力不再重要的政治环境里会被当成猪羊宰掉的人。 这些人，不管是否懂得双链争持的道理，都会极力把中共国的政策重心向“搞经济”这方面拉扯。 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则正好相反，是缺乏赚钱能力的人，是拥有输出伤害能力的人，是在重视赚钱能力的政治环境里容易被边缘化，容易失势的人。 这些人盼望的，是“红色中国”回归，是外交的战狼化和经济议题在国家战略决策中降低权重。 中共国政策重心向何处偏移，取决于双链争持在内部派系斗争中的结果。 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政策重心正向何处偏移，推论出哪个派系正在内斗里占着上风。 双链争持在中共国党内斗争史里的表现，曾呈现为改开政策的从无到有，也曾呈现为武统呼声的从低到高。 邓小平当年，是在中共经济困窘，政治统治基础濒临崩溃的时刻，被迫实行改开，被迫把政策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这是一场产业链逻辑对伤害链逻辑的胜利。 其结果，是在挽救中共统治的同时，让产业链逻辑在伤害链系统内部占到了一块地盘，培养了一批人手。 中共体制内的改开系技术官僚虽然在表面上只能归属伤害链阵营，但只要他们没能掌握住伤害链的核心要素，没能在中共体制内部掌握军权，他们对伤害链系统来说就仍是“外人”，是工具人，是可抛弃的存在，是地位不稳，生死祸福悬于伤害链主一念之间的存在。 因为不论从起家原由，还是政坛资历，还是自身的能力强项算去，他们都是产业链的人，是“走资派”。 走资派想继续走，就需要让自己依附的产业链逻辑继续是中共政策重心，需要让“发展经济”继续是政权资源倾斜的方向。 他们需要让“创造财富获得奖赏”继续是中共国政界主要游戏规则。 因为一旦规则改变为“输出伤害获得奖赏”，他们这类人，他们的才能经验技术，对中共就不再重要。 但站在他们对面的，是恰好相反的人。是掌握军权的人，是需要把“输出伤害获得奖赏”重新设置为主要游戏规则的人，也是在“发展经济”这方面缺乏能力，难以在“创造财富获得奖赏”的赛道上夺得优胜的人。 双链争持，在中共政权内部也一样存在。 “会搞钱的人”和“会搞事的人”在中共体制内的对峙和争斗，一直存在着。 这两者的争斗是不可调和的。 因为当有限的政策资源向“发展经济”倾斜，在官场上，凭借“搞事”升官的机会就会变少。因为当政策重心偏向经济面，“战狼外交”和在台海搞军事动作就构成对外贸的负面影响。 反之亦然。 中共原本是个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纯种伤害链政权，但改开四十年间，中共在实操层面走向了“钱袋子里出政权”，走向了靠发展经济缓解社会矛盾的岔路。 并在这条路上，带出了一支堪称庞大的官僚队伍。 带出了一大批在利益立场上，天然与“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规则对立的队伍。 这些人是无法转换利益立场的，因为在改开时代靠“搞钱”一路升迁的他们并没有切换赛道的本钱，不论在能力和人脉方面，他们都没有在国家贬低财权、重视军权之后，从红N代手里夺走军权，继续升官的资本。 他们只能在中共政权内部反复强调财政的重要性，强调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强调自己、本部门、本派系对中共维持统治的重要性。 可是他们能说服红N代吗？ 从结果看，他们失败了。 虽然暂时双方仍在僵持，虽然暂时你还看不到中共内部政争的结果。 但一直拿不出有力的“救经济”政策，一直争取不到向经济议题倾斜的政治资源，就说明了，在中共内部的双链争持中，“走资派”落了下风，产业链落了下风。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关心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这个问题。 但对于中共内部的政争来说，打台湾只是个“标靶”。 重要的不是打不打台湾，不是打不打得赢，是在靠“钱袋子”维稳还是靠“枪杆子”维稳的内部争论中谁取得胜利。 是政权该交给哪一派，资源该流向哪一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和“创造财富获得奖赏”这两条游戏规则谁该是中共官场升迁黜降的第一标准。 是体制内的双链争持鹿死谁手。 以习近平为首的红N代，正在取得属于他们的胜利，在搞经济的那些人正在溃败之际，在中共国经济下行，搞经济的那些人无力回天，靠“钱袋子”维稳的做法眼看就要破产的时刻，在“改开中国”内外交困黯然退场时，靠“枪杆子”维稳的“红色中国”将赢得自己最后的辉煌——一场中共体制内官场上的大胜。 这场大胜会转化为一场对政敌的清洗。 和中共历史性失败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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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前进的方向，是人类群体理性的成长，是所有人都因成长而不再巨婴，是曾因被阉割而保持幼稚的族群挣脱伤害链的束缚。 人类文明从1.0匮乏模式到2.0繁荣模式的转换，是从巨婴态到成年态的转换。 所有的巨婴国最终都会消失，所有的巨婴族最终都会消亡。 人，会长大。 成长的权利，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利。 为了捍卫从个体到族群的成长权，我们需要与坚持伤害链逻辑的阉割者、阉割行径、阉割权势不两立。 我们需要为成长争取空间，为个人的心灵成长，也为族群的文明演进，争取相应的资源、机会、权利。 于中华沦陷区而言，我们能定下的目标，就是为目前在人口基础上最接近现代公民社会的沿海城市和地区，争取一段不受“红色中国”遗民干扰的发展时间，让目前还不是公民社会的地区，至少有一部分能在未来，成功生成公民社会。 为整个中华沦陷区分片分步的转型树起至少一个成功样板，留下至少一份成功经验，以供后来者参考学习。 这就是分裂、分治的意义所在。 在高三学生备考时，我们需要允许他们在这紧要关头与幼儿园学生分隔开，需要允许正尝试完成转型的社群不受仍处于幼稚状态的族群过于剧烈的干扰。 所以，有希望成功建设公民社会的地区需要实现独立，需要在发展关键阶段，文明转型关键阶段，拥有内政不受干涉，尤其是不受“红色中国”遗民干涉的独立主权。 这一大篓螃蟹里至少要有一只能爬出条通往自由的道路来。 这就是上海独立的意义所在。 上海一直被称为沦陷区的天花板，她也一直是沦陷区最有希望翻个身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成为产业链阵营中一块新“地板”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在上海冲击文明转型关卡的时候，“没有”中共中央或新帝国中央的掣肘，非常重要。 没有来自“红色中国”的遗民的干扰，没有来自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的军事、政治干扰，十分重要。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我是愿意把整个世界看成一所巨大的综合学校的。 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国家，就象处于不同年级的学生。 国境线就象各班级的教室墙壁，它曾起到隔绝各班彼此干扰的作用。 互不干涉内政的规则也曾起到类似的作用，直到幼稚族群用大批移民打破它。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欧美，就是全世界的“高三”。 是一旦孕育出稳定的传承模式就能毕业，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促成低年级学生加速成长的“全校希望”。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上海也是沦陷区的“高三”，当然，比上海更接近毕业的，还有香港这称得上已入读大学预科的存在。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香港独立是不可能的，上海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在军事上无险可守的城市想独立为城邦国家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江浙愿意协防上海呢？如果广东愿意协防香港呢？ 如果这两个城市独立为城邦国家的战略价值令她们的邻国甘愿为其屏障呢？ 从经济利益前景看，这绝不是不可能。 因为只有独立成国才能保证香港的司法独立至少在一个阶段内不受广东或者说未来的大粤民国的影响，进而令香港这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有恢复区域地位的可能。 上海也一样，只有独立成国，而不屈居为江浙一市，她才有可能构建独立于江浙的司法体系和政治秩序，成为盘活长三角经济区的“棋眼”。 高三学生必须拥有独立的教室，不能与高一、初中同学共用教室。 在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从一种文明模式向另一种文明模式跃迁的冲刺中，整个沦陷区最有希望的“种子选手”，香港和上海，需要其他地区的尊重，甚至托举。 当然，能进行这样的托举，本身就意味着托举者有足够的大局观，在政治上，在战略判断力上，足够成熟。 幼儿园学生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打扰高三学生的，至少要达到小学以上程度，孩子们才能理解高三的独特需求。 而我相信，不论大粤民国还是未来的吴越，都具备小学以上的政治判断力。 都能理解，让香港、上海具备独立于周边的政治地位，拥有独立主权，有资格成为欧美商人的落脚点，做欧美投资人的金融服务商，对自己有多大好处。 因为改开四十年已经改变了中共国的人口基础，尤其在经济较繁荣地区，已经把幼儿园小班为主体的人口状态变成了小学生为主体的人口状态，已经培养出了许多中学程度的改开受益者，已经允许了高三甚至大学预科程度的个体存在。 较成熟人口对幼稚人口的替换已经大致完成，农民工对农民的替换已经接近完成。 最原始的农村已经空洞化。 仍处于最原始最愚昧状态的农民，从未出门打过工从没见过手机的农民，虽然有，但已不再是农村人口主体。 中共国已不再是一个由亿万幼儿园小班学生组成的幼稚社会。 当中共政权用强力维稳压抑的成长诉求在政权崩溃后爆发，当早已在改开四十年间把“发展就是硬道理”这口号入脑入心入魂的民众在政权崩溃后，争先恐后捕捉后中共时代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人群按各自的成熟度抱团取暖、自行分班，就会成为风潮。 在整个沦陷区各族各地分别进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会先构建与自身水平适配的秩序，再慢慢打磨完善。 上海与香港的独立，“高三”与其他学子的分班，将会在那时，由各路英雄的因势利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