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本书，我们看到，李鹏是一个在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表现到在高层权力活动中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应对层面，这就形成了那种敌情观念与战争思维主导下的权力意识，处处对民众、对舆论、对党内同志、更对高层领导同事们充满恶意的怀疑和无端的指责。通过李鹏的记叙，我们看到，他到胡耀邦家吊唁(“4 月 18 日”一节)，胡夫人李昭提出让民众瞻仰耀邦遗体，他当即认为这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并由此感觉李昭是这样“令人不可理解”，似乎李昭也是值得怀疑的了。4 月 23 日赵紫 阳按原定议程出访北韩，李鹏马上认为这是“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请愿学生要向总理递交请愿书，李鹏认为，这里有阴谋。他的沉思是，他们为什么不向赵 紫阳递交请愿书?他的判断是:这是“事先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要“借群众的力量”把他李鹏“搞 臭”(“4 月 23 日”一节)。赵紫阳对杜润生说要利用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应该是说学生在要求政治改革，这就给遇到来自官僚 层的巨大阻力的政治改革增加了民间的动力，李鹏则解读为赵是把学生闹事当作赵自己确保和巩固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4 月 25 日” 一节)。前引姚依林与李鹏的谈话，也强烈地显示了那种与这种权力意识纠结在一起的阴谋论。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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