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润这件事上，其实不管是普通中国人，还是中共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在感到要沉船的时候，一旦逮着机会，都是拼了命的跑。1964年，新任的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文化处法文翻译董济平，刚刚到任第二天，就不辞而别，跑进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他从下飞机到进入美国大使馆，只相隔18小时。可以看出是早就谋划好了。他的出逃造成中共与布隆迪关系恶化，最终断交。董济平后来去了台湾。 1966年7月26日，中共驻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商务参赞苗晨白，为了“寻求身体和精神上的自由”，也跑进美国大使馆，最后顺利抵达纽约。 1966年，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副所长徐子才奉命去荷兰海牙参加国际焊接学会第19届年会。徐子才决定出逃，他当时住在中国驻荷兰的临时代办处，晚上从代办处的楼上偷偷爬下来的时候失足摔成重伤，被荷兰人送到医院抢救。结果中共驻荷兰的几个外交人员不顾荷兰法律，竟然直接冲到医院去抢人，次日徐子才就不明不白死在临时代办处。荷兰官方大怒，为此驱除了中方负责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参加这次不光彩的行动的，有一个叫廖和叔，3年后，他居然也走上一摸一样的叛逃路。他叛逃时已经是中共驻荷兰的临时代办（相当于大使）。由于国内靠山失势，担心回去经受不住文革考验，1969年1月24日夜里，廖和叔和徐子才一样，从楼上窗户溜下来，到荷兰当地的警察局要求避难。荷兰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最后把他转交给了美国。最后又在1973年的中美建交谈判中作为一个筹码，兜兜转转又落回中国。 直到2005年，中共都依然有外交人员叛逃的事情发生。中共驻悉尼领事馆的一秘陈用林，携一家老小投诚土澳。 这样的故事，很可能在随后的几年还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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