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精神部落之间的斗争，是精神内核之间的比较，究其本质，则是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之间，不同精神内核里包含的不同道德力量的比较。 胜者为王！ 在现实世界里，已经胜出的精神部落，不论是国家还是族群还是宗教，都是在精神内核的比较中，在道德力量的比较中，已经击败过对手的赢家。 是的，客观事实就是，更道德的宗教、族群、国家，就是更强大的宗教、族群、国家，而且将在增强自身道德力量后，成为更强大的宗教、族群、国家。 但这里所说的道德，只能是“真道德”，因为道德只有在落实为“给自己人的待遇”时才具备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作用，才能兑现为精神部落的战斗力。 而道德自身的发展，则是沿着道德想象力的提升，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提高，双线前进的。 回顾文明发展史，我们不难对不同宗教在道德想象力方面的差异作出比较。 在被称为圣经的基督教经典《新旧约全书》里，你就可以直接比较新约和旧约的内容，仔细思量，是新约的道德想象力更强，还是旧约的道德想象力更强——对了，请别忘记，把道德想象力和“道德是给自己人的待遇”这句话结合，即，你应仔细思量，是新约给自己人的待遇更好，还是旧约给自己人的待遇更好。 在此，为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论，我不会展开对字句章节的分析，这方面的分析，每个人自己可以去做。对多门宗教信仰均有了解的人，更可对不同宗教的道德想象力，“给自己人的待遇”，做横向比较。 沿着同一条思路，我们可以进入对不同国家的比较。请问，是美国给自己人的待遇更好，还是伊朗给自己人的待遇更好？ 这是决定哪个国家更强大、更有内部凝聚力、发展前景更光明的关键。 任何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时决策失误走进历史弯路的可能，但国家在承诺给自己人什么待遇（道德想象力），和实际上给了自己人什么待遇（道德实践）方面的区别，能超越短时期决策失误的影响，一以贯之地决定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方向。 以中文读者最熟悉的中国历史为例，我们可以粗略地把中国历史分为传统中国、红色中国、改开中国三个段落，去比较三者不同的道德想象力和道德实践能力。 传统中国的道德想象力集中在主导统治阶层道德思考的儒家理念中，例如《礼运大同篇》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传统中国的道德想象，是对一种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家庭、社会、国家秩序的想象，它的最高点，是政治上的三王之治，是社会治安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是家庭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传统中国尊崇的儒家道德想象究竟有多大力量？从儒家思想曾经的辐射范围和对历史上多个朝代的影响力，我们就能看出来——不管怎么说，相当之强。 红色中国的道德想象是什么？ 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是“扫除一切害人虫”，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永不落的红太阳下的亩产万斤。 那么，改开中国的道德想象又是什么呢？ 是“发展是硬道理”，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是腐败有利论。 假如仅仅比较这三者，我们会看到，在道德想象力的“高度”这一方面，表面上看，恐怕是红色中国最优胜，毕竟它气势恢宏，横扫一切，能对听闻它的个体造成极强的心理冲击。 但红色中国的道德想象能从云端顺利降临尘世吗？它在道德实践方面做得怎样呢？它给了“自己人”什么待遇呢？ 往这方面看，红色中国不免原形毕露。 所有靠刻意拔高道德标准抢占道德高地，试图以此先声夺人迷惑信徒的精神部落，都有道德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 红色中国的道德想象，或者说对其“自己人”作出的承诺，在实践中，是会立即被证伪的。它并不能给自己治下被称为“人民”的群体带来更富足、更安定、更有尊严的生活。 虽然它确实能不断的“胜利”，通过在内部清洗出一批又一批的敌人，通过对“敌人”的残酷无情，不断宣告胜利。但被抬到“赢家”地位的人民并不能获得在想象中绑定于赢家身份的收益，反而总因经济政策失误徘徊在饥饿边缘。 和红色中国、传统中国相比，改开中国的道德想象是最“低”的，但它却能在道德实践上，也就是“给自己人的待遇”上取得优胜，它不但令官员们纷纷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也使许多底层真的改善了生活，虽然这些底层获得的，只不过是在世界工厂里打镙丝的工作机会，生活待遇的改善实际来自改开中国的外贸收益。 只是，若你把改开中国“给自己人的待遇”拿出来，和美国“给自己人的待遇”比较，你不免要发现，改开中国和美国相比，不仅在道德想象力方面远远不如，在道德实践方面也望尘莫及。 而这种在道德想象力和道德实践能力方面的差距，就是两个国家在精神内核的比较上真正的差距来源。 朋友，试试自己去横向比较不同宗教的道德想象力，横向比较不同国家的道德实践能力吧。 试试在分析任意两个精神部落之间的差距时，把注意力集中在精神内核中的道德想象部分和道德实践部分。 你将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最接近现实的结论。 这个方法，你会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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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本质上是“给自己人的待遇”。 那些追求道德的人，是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得到“给自己人的待遇”的人，也是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能给别人这种待遇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自己身边，有许多值得善待的“自己人”。 但在中共国这样的国家，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 中共需要你丧失由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而来的 自组织能力，需要你保持在一种无力创建也不敢加入任何除它之外的精神部落的状态。 中共需要你以为，世上没有人会“真的”善待自己人，中共希望你不相信世上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在道德方面比它优胜。 所以中共会在道德方面抹黑所有人。 它的手法很简单，首先，把道德标准无限拔高，然后，指出它要抹黑的人、组织、宗教、国家，无法达到或保持那个无限高的道德标准，最后得出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 它用这样的手法对付民运，通过指出民运群体中的不足，和针对性地瓦解民运中较有人望个体的道德形象，以及挑起群体中的彼此攻讦，让民运丧失“粉丝”。 它也用这样的手法对付法轮功、维吾尔人，对付失地农民、讨薪民工、各种维权访民……以及对付被称为“公知”的，原本和民运群体关联不大的一些在中共国境内尝试坚持表达的知识分子。 于是，被中共用这种手法对付过的每个“反共”分子，都丧失了道德光环，在中共把持的宣传话语体系中，这些人统统成了不值得信任，不能被当成“自己人”的人。 久而久之，浸泡于中共宣传话语体系中的中共国普通人，就变得不再相信任何人，和不再相信道德本身。 他们觉得自己看透了世情，避免了上当受骗，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他们失去了信任他人，把他人看成战友，然后和战友并肩作战的能力。 他们也失去了对道德本身的信念，他们会指责A不是道德完人，B不是道德完人，然后他们会跟着中共窃窃私语，说，“世上没有好人”。 对，他们认定世上没有好人，认定中共这样的道德水准就是普世均一的道德水准，他们丧失的不仅是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和组织的信任，他们也丧失了一项能引导人们“成为更好自己”的关键能力——道德想象力。 于是他们越来越坏。 在不相信世上有任何人值得信任的同时，他们放弃了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在包括生活本身在内的任何战斗中，他们都不再是别人可交托后背的战友。 他们会把信任自己的人看成傻瓜，看成白白把背叛机会送给自己的傻瓜。 这就是“中国人”，由中共精心打造出的，在与其说是精神部落还不如说是精神病部落里成长起来的反社会人群。 一群对别人提出超高道德要求，自己却压根不相信道德的人。一群不断挑剔别人、别国的道德瑕疵，想以此证伪道德、证伪宗教、证伪人性之光明面，也证伪文明本身的人。 当今中共国社会，就是一片由这种人组成的道德荒漠。 其特征是密集的人口和孤独的心灵。